韩非，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君王为争取他而发动战争的思想家，一个法家思想集大成者。他的思想，影响了后来的中国政治。这是一个极其深刻、极其耐读的一个人。他的思想，他的哲学智慧，完整反映在其著作《韩非子》里。

先秦诸子中，《韩非子》独树一帜。虽然韩非对于人性的精密考核、无情揭露，撕下了儒家主流所倡导的仁义温情的遮羞布，被后世儒林视为异端，大加讨伐，但在宫廷和庙堂又粉墨登场，被历代统治者秘视为帝王之术，倾心接纳，以致于阳儒阴法、外儒内法一直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主旋律。

《韩非子》这部书，一以贯之，就是“两面三刀”。

何谓两面？“厚而信”之赏和“重而必”之罚。

何谓三刀？循名责实、一视同仁之“法”；虚静自守、深不可测之“术”；雷霆万钧，泰山压顶之“势”。

整个《韩非子》，就是在告诉读者如何运用庆赏和杀戮二柄，使用法、术、势三件利器，钳制人性深处最趋利避害、贪生怕死的痼疾，巩固深不可测的、不许人接近和觊觎的地位，打击一群结党营私、订立攻守同盟、上下其手、欺上瞒下的官吏集团，锻造一支自下而上、忠诚高效、说一不二的虎狼之师，

“爱臣太亲，必危其身；人臣太贵，必易主位；主妾无等，必危嫡子；兄弟不服，必危社稷。”在韩非眼里，仁义礼智信和温良恭俭让乃是精神鸦片、麻痹国家和君主的毒药，君臣父子、伦常纲要依靠礼乐道德教化根本行不通，是非辞让、向善去恶是儒家以乌托邦似的理想来指导血淋淋现世的荒谬迂腐之言。人，从来都是以自己的利害为出发点，以自我为中心，绝不会心甘情愿、大公无私地为君主、为国家、为社会的利益而牺牲个人利益，士农工商一切行为最本质的根源都在于“利”和“害”。高高在上的君主，对这一点必须有清醒的认识，不要妄图赌博人性，纠正人性趋利避害、贪生怕死、好逸恶劳的本性。

如何运用赏罚二柄树立君主的权威，保证君主的安全，巩固君主的统治？

首先，赏罚二柄，是君主之所以成其为君主的最重要的力量。不管是理论还是实践，君主必须亲自独揽生杀予夺之大权，决不能假手他人，导致大权旁落，埋下弑君夺权之隐患。“一家二贵，事乃无功；夫妻执政，子无适从。”控制二柄，君即是君，臣即是臣；丧失二柄，君即是臣，臣即是君。所以，“谨执其柄而固握之”，“夫赏罚之为道，利器也。君固握之，不可以示人。”

其次，在具体运用上，一定要坚持一个原则：“赏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罚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这是韩非苦口婆心生怕执行走样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

在赏赐、奖励的时候，君主一定要做到大张旗鼓，要大方，要舍得，敢于给予惊喜，敢于超出受赏对象的心理预期，这就是“厚”。同时必须一言九鼎，说到做到，使臣下树立有功必能受赏的信心，鼓励属下忠诚尽责的进身之阶才会通达顺畅，这就是“信”。“利于民者，必出于君。”人民对于君主的感恩戴德才会成为载舟之水，君主才有可能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发布的决策和政令才会得到最广大人群的拥戴。

赏为阳，罚为阴。任何事物都有正反两面，任何政权都有惩罚杀戮、秋后算账的时候。这时候，韩非教导君主要放弃个人好恶，剔除感情因素，做到冷酷无情，以参验为标准，敢于大开杀戒，敢于对不轨者施行严刑峻罚。贩夫走卒也好，皇亲国戚也好，功高盖世也好，“人力不可抗拒因素”也好，在君主的统治辞典里，没有“人情”二字，一切依法办事，照程序执行。不管是腰斩、车裂、还是凌迟、弃世，甚至“灭九族”，只要需要，都必须象迅雷飓风一样，震慑人心，最终起到任何人规规矩矩照章办事，忠诚不二，不敢心存侥幸，不敢以身试法的效果，这是“重”。同时，跟庆赏一样，君主要将执法理念贯彻到底，绝不朝令夕改，虎头蛇尾，蹈入“只敢打苍蝇不敢碰老虎”这样自乱章法的尴尬局面。一次小小的徇私情，会冷了多少欲立功建业的士人才子之心啊。这是“必”。

“赏不加于无功，诛必行于有罪”，一个国家，一个团队，君主或领袖总会面对论功行赏和考核惩罚这“两面”。用得好，属下心服口服；用不好，属下离心离德。属下心服口服，则国家团队长治久安；属下离心离德，则身死国灭成为笑柄。这是“两面”的重要性。

仅有“两面”还不够，君主最好的朋友韩非还献上了三把刀。这“三刀”要想挥舞起来杀敌自保，必须配合得好，一旦如此，君主可以高枕无忧矣。

耐人寻味的是，思想，尤其是政治伦理哲学思想永远在继承中发展。韩非的“三刀”都不是他的原创，是他从前辈那里借来并改造而成的。

第一把刀，“术”，韩相申不害所首倡。主张君主无为，“修术行道”。到了韩非这里，经过一番改良，赋予了更精辟的论证。“有术之君，不随适然（偶然）之善，而行必然之道。”“其术远，则众人莫见其端末”。君主之“术”是必须精心训练和揣摩的，对“术”，君主要有救命草、护身符一样的认识，反复实践，须臾不可离。要时刻提醒自己，君王的宝座是无数躲在帷幕后的臣下朝思暮想的梦中情人，随时有可能易手。不能赌小概率，要时刻防范臣民，警惕臣民，，用“术”对抗无处不在的臣下对富贵权势的觊觎。“术者，藏之于胸中，……潜御群臣者也”。那么，这神秘的“术”能不能说清呢？韩非说，能，很简单，就是运用老子所总结的“无为而无不为”，就是君主尽量不要表态，不要掺和，不要体现倾向性，自己心知肚明最好，即使不清楚，也应该装出一副高深莫测、胸有成竹的样子，不要让下面的人窥测到真实的想法，将自我隐蔽得越深越好，“夫事以密成，语以泄败”、“言通事泄则术不行”，如此一来，一旦臣下篡权谋逆之火苗升起，必定会暴露在虚静黑暗的夜空，君主便可以及时发觉，趁势一网打尽，凌厉诛杀。这就是“道在不可见，用在不可知。虚静无事，以暗见疵”的高明之处。

第二把刀，“势”。韩非借自齐国稷下讲学之慎到。法家的“势”和文学上的“高空坠石，千里阵云”等指代有所区别，韩非之前的法家更侧重于“凭借”。慎到曾经讲过“行海者，坐而之越，有舟也；行陆者，立而至秦，有车也。”韩非继承了这一观点，似觉不满意，再将这把宝刀扔进商鞅的炉火中去淬炼了一番。商鞅曾说过“黄鹄日飞千里，有必飞之备；骐骥日走千里，有必走之势”，韩非进而推导出“势者，胜众之资也。”“制天下而征诸侯者，以其威势也。威势者，人主之筋力也。”在韩非这里，位卑抑或势重决定着法术的贯彻执行，君主要借势，顺势，造势，行势，风助火势，火借风威，以浩荡之威“势”推动政策和法令的执行，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如此一来，上行下效，事半功倍，大事可定矣。

最后一把刀，也是最沉重、最厉害、最寒光闪闪的一把刀，“法”。韩非之前，已有一批法家先行者做了实验。声名、力度和效果最显赫的当属商鞅。正是商鞅，将“法”这一利器在秦国成功施政，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富国强兵、统一天下靠什么，韩非认为，不靠“为政以德”“子帅以正”，不靠“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不靠“兼爱”和“非攻”，靠“法”！战国时代，惨烈的兼并战争正如火如荼，落后就要挨打，变法才能图强，韩非无比欣赏“法”这一理念。在韩非看来，靠礼乐仁义根本不可能治理好国家，君主不能依靠和相信人民会为君主着想，诚信友爱，奉公守法，君主更需要立足现实，善加利用大多数乌合之众慕富贵而恨贫贱、贪厚利而惧重刑的的弱点，以法为标准，抛弃教化他们自觉“热爱”仁义道德的幻想。君主只应该关心一点，哪一点？使人民和大臣在法的威势下“不敢”为非作歹这一点！“为政者用众而舍寡，故不务德而务法”，这就从儒家所宣扬的仁义道德走向反动，却异曲同工地设计了一个人人安分守己尽职尽责的社会，指出了一条振兴国力，称霸诸侯的明智道路。在《韩非子》里，他不厌其烦、抽丝剥茧地将“法”的威力和好处阐述得淋漓尽致。“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国治；能去私行行公法者，则兵强而敌弱。”同时，如何完善“法治”，韩非也深谋远虑地为君主谋划好了。须要“其赏足以劝善，其威足以胜暴，其备足以必完。”这是讲立法要达到的效果。“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不敢争。刑过不避大夫，赏善不遗匹夫。”这是讲执法过程中尽量要做到“不因喜而滥赏，不因怒而滥刑。”同时，“明主立可为之赏，设可避之法”这一点更是体现了韩非对人性惊人的了解和从中提炼出的高度政治智慧——人民经过努力却达不到的“赏”、芝麻大点事却动辄得咎的“罚”，有什么可操作性呢？——可惜的是，历代很多立法者往往忽视了韩非这一重要提醒，不是盲目制定人们达不到的高标准来要求群众，就是只为自己打算、不为臣下考虑，算无遗策似地牢牢控制臣民，使得下面的沮丧、惊恐、怨恨逐渐积累，最后往往星火燎原，将立法者所寄生的上层建筑付诸一炬。

由此看来，三刀：法、术、势，三位一体，相互依存，相互倚重，相互保护。光有法，没有术的运用和势的支撑，法令难以推行；光有术，没有高瞻远瞩的法和令行禁止的势也难以成功；光有势，没有配合顺天应人的法和冷静警惕的术，最终必落下乘。

两面：赏罚二柄，道阴见阳，相互补充，相互制衡。既要避免违礼任情的赏，也要防止滥施淫威的罚。违礼任情，就会助长巧言令色的虚假邀功；滥施淫威，就会画地为牢、众叛亲离。虚假邀功，团队和社会滑向腐败，滑向得过且过，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众叛亲离，君主或领导者就会失道寡助，走向自掘坟墓，葬送大好河山的下场。

掩卷《韩非子》，两千多年前的智慧，依然生动和鲜活；对照当下，层出不穷的管理瓶颈，施政死结，仍然似曾相识。韩非那个时代遭遇的困境，在今天的社会生活中照样存在。只要我们将这位因为口吃故而发愤著书的思想家精心归纳总结的智慧，善加变通，为我所用，相信它既可以指导和解决家庭矛盾，又可以指导企业和社团困难，从另一个层面做到“齐家治国平天下”。

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有人总结过，思想家的深刻恰恰来自于他的偏激。再伟大的智者，也不能穷究宇宙万物、社会人生的所有方面。一个思想家，能够面对某一问题，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供后世运用、借鉴、揣摩，并引发思考，就应当配在人类思想的圣殿占据一席之地了。我们固然知道，法家思想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不易真理，它有与身俱来的缺陷和偏颇，至少在关于文化教育、宗教信仰、祭祀、精神追求等领域，法家思想就无能为力，它仅仅是在社会生活的某一个侧面做出了努力，即便它“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但是，急症用猛药，不也是辩证施治的手段之一吗？它对于匡正时弊、救亡图存不也是一种有益的补充吗？

象韩非这样，不仅提出了基于人性特点、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主张，甚至用自己的生命来丰富了自己学说的人，我们有什么理由不读一读、学一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