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周易》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没有真伪纠纷的两部经典，代表了西周光辉灿烂的文化成就。”（王承略语）。

《诗经》是礼乐文明的直接产物，保存了我国最早的诗歌创作，体现了民族早期文学艺术水平。它的最大贡献，奠定了汉民族的文化心理，促进了民族精神的凝聚与形成。

自从汉代以后，《诗经》成为了历代王朝共同崇奉的经典。通过这一次刘强教授的精彩导读，我们走进它、触摸它、进而欣赏和领略它的魅力成为了可能。

关于《诗经》这部百科全书，感悟颇多，在下学识有限，偏又性好汉儒。在对于《诗经》传播演变的历史尘埃中，打捞了一点小小的体会，呈与诸君分享。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西汉初年《诗经》几个流派的代表人物。

申培公，汉初大儒。据《汉书儒林列传》载，刘交，刘邦的同父小兄弟，为楚元王。申培、穆生、白生等以中大夫事之。刘交和这三人均于秦时拜于荀子弟子、著名《鲁诗》大家浮丘伯，及至高后时，浮丘伯居长安，申培和楚元王之子郢客，受元王之命而再至长安，继续从其受学。前后二三十年的学习，申培对于《诗经》的造诣非同小可，“申公独以《诗经》为训故以教”，武帝十分尊重他，曾经“上使使束帛加璧，安车以蒲裹轮，驾驷迎申公”，后世公认其创《鲁诗》一派。

辕固，汉初大儒，据《汉书儒林列传》载“以治《诗》孝景时为博士”，曾经以一句评价《老子》的名言“此家人之书耳”而得罪耽迷黄老之学的窦太后，被报复到和野猪搏斗。立身耿介，一句“公孙子，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使得权倾朝野的公孙弘惧惮其三分，为《齐诗》创始人。

韩婴，汉初大儒，据《汉书儒林列传》载“燕人也……燕赵间好《诗》……景帝时至常山太傅。婴推诗人之意。而作内外传数万言，其语颇与齐、鲁间然，然归一也……武帝时，婴尝与董仲舒论于其前，其人精悍，处事分明，仲舒不能难也。” 韩婴大约与辕固同时，为《韩诗》创始人。

毛亨，汉初大儒，赵人。毛苌景帝时被河间献王立为博士，景帝时撰写《毛诗故训传》，后传毛苌， 为《毛诗》创始人。

这几家中，最幸运的是《毛诗》，它是今天中国人所读《诗经》的标准版，前面三家都已经消失在历史的烟云之中。整个西汉，毛诗并没有成为显学。它的后来居上，我个人理解，既有训诂解读的原因，也有作为具备中庸之道的传承者的胆识气量（今古文之争后，《毛诗》后继者郑玄之注确实精妙，世所公认）。王莽新朝及更始年间，整个儒林，站队的问题成为一时最重要的考验。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殊死搏斗，渐渐古文一派取胜。作为古文经学的胜利者，《毛诗》实在是捡了一个雅座。

之所以要追究这四家《诗》学代表人物，除了复习一下《诗经》课程的知识点以外，是要提醒一点：从上面的时间表上可以看出，这四家都生活在文景之时，那是一个崇尚黄老之术的时代，一个休养生息、政府不再折腾的时代，是一个中国历经五百多年战乱，终于消停的时代。汉朝，作为一个堂堂正正的朝代，众所周知，其最初治国方略并不是儒家文化，而是黄老之学，明白这一点，对于我们由汉初《诗经》的传播来理解一种文化艰难复兴十分必要。

儒家文化，自孔子集大成横空出世以后，在漫长的几百年里，并没有被哪一位统治者真正采用，其倡导的仁义之道，从来就没有真正的走向决策层，并不是我们认为的显学。但是，“仁以为己任，死而后已”，有一大批自强不息的儒者，生生不息，筚路蓝缕，居易俟命，守死善道，凭借其坚贞的信仰和“当仁不让”的执着，传承着这一伟大的思想，虽经刀锯火焚，矢志不渝，为中华民族顽强地守候了这一光辉的火种。他们这群人所受的艰难委屈，作为后人，必须表示尊敬与感恩。

这一点，我们永远不能忘记。

历史，终于在一个叫“刘彻”的人手中拐了弯。中国，迅速修正了自己的指导方针，一个屡经打压的思想，终于从诸子之中脱颖而出，扬眉吐气，苦尽甘来，开始为中国这一庞大的帝国有效、文明地运转，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儒家，由此显达。同《易》《书》《礼》《春秋》（《乐经》已亡）一样，《诗》学也迅速走红，从民间到深宫，从皇子到皂隶，人人言儒，个个谈诗。由于《诗》具有篇幅短小、便于讽诵、口口相传不易损益，不依赖于竹帛流传的特点，故而《诗》的普及程度，在汉初，成为经历焚书坑儒以后五经之学第一个被完整继承和流行的经典文化。

这是学习《诗经》应该知道的一段历史。

《诗经》，在清朝以前（或者说在1912年蔡元培下令全国废止读经以前），一直深受受教育的各阶层人士重视，尤以在汉朝的受重视程度，十分罕见。我们再来看看武帝以后，西汉的皇帝们和《诗经》的渊源。

武帝，即刘彻。景帝七年，年仅七岁的他被立为太子，后元三年景帝驾崩，武帝十六岁即位。作太子的十年，韩婴，辕固皆在朝，可知武帝学《诗》为《齐诗》或《韩诗》两家之一。武帝的诏书向来喜爱引经据典，称引《诗》最多，多为今天流行的《毛诗》所无。（有趣的是，武帝着手扶持儒学，与申培、韩婴、辕固关系密切，重用他们不说，而且号令天下推广，武帝一朝，五经之学皆明言其代表，如《易》杨，《礼》后，《书》欧阳，《春秋》公羊，唯独《诗》不明言是《鲁》《韩》《齐》的哪一家。）

插一句， 整个西汉，三家《诗》学的后学，或为博士，或为丞相，可知三家地位相等，政府无厚此薄彼之现象。

昭帝，武帝少子。据《汉书昭帝纪》载：“举贤良文学，问民所疾苦”，可知是一位好皇帝。《韩诗》老师为蔡义，是韩婴的二传弟子，官至丞相。《鲁诗》的老师是韦贤，是申培公的三传弟子。

宣帝，武帝曾孙。《诗》学修养惊人，在位之功，史称“中兴”，致有“信赏必罚，综核名实，政事文学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于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间鲜能及之。”《汉书宣帝纪》载其“受《诗》于东海澓中翁，高才好学，然亦喜游侠”。常在诏书中称引《诗》，引《诗》之量超过其他经传。其《诗》学老师既为东海郡的澓中翁，故推测宣帝主攻《齐诗》。

元帝，宣帝之子。 “柔仁好儒”。《汉书元帝纪》载其“多材艺，善史书。鼓琴瑟，吹洞箫，自度曲，被歌声，分寸节度，穷极幼眇……宽弘尽下，出于恭俭，号令温雅，有古之风烈”。著名的“汉家自有制度，本以王霸之道杂之”即出自此人。其《诗》学修养来源有二：据《汉书儒林列传》记载，张长安、唐长宾、褚少孙三人就学于王式，王式为申培公之四传弟子。张长安传《诗》于他哥哥的儿子张游卿，张游卿传给元帝，这是《鲁诗》；第二条途径是萧望之。萧望之是《齐诗》赫赫有名的大家，曾在元帝为太子时，花了八年时间，狠下功夫教授太子《论语》《礼服》和《齐诗》。

成帝，元帝之子。《汉书成帝纪》载其“帝为太子，壮好经书，宽博谨慎……博览古今，容受直辞”，并且“尊严若神，可谓穆穆天子之容者矣”。《汉书楚元王传》和《匡衡传》均称成帝“精于《诗》《书》”。也是一个特别喜欢在文件里引用《诗》的皇帝。《后汉书伏湛列传》记载，伏湛之父伏理，乃当世名儒，曾授《诗》与成帝。伏理受学于匡衡，匡衡为《齐诗》创始人辕固第四传弟子，匡衡在元帝时为太子太傅，故匡衡、伏理师徒均教授成帝学《诗》，所学之《诗》为《齐诗》无疑。

哀帝，元帝庶孙，成帝同母兄弟之子。雅号《诗》《书》《汉书哀帝纪》载其“文辞博敏，幼有令闻……雅性不好声色”。十七岁的他以定陶王身份入朝，成帝问其对儒家经典的熟悉程度，帝令他诵《诗》《书》，他侃侃而言，语惊四座，对经典的熟悉程度满朝皆赞，成帝曾经考少弟中山王《尚书》和《诗经》，中山王不能对，定陶王成为皇帝亦与此有关。据载哀帝主学《鲁诗》，老师为《鲁诗》大家韦玄成、韦赏叔侄。在背诵《诗》得到成帝认可被立为太子后，成帝指派师丹为其太子太傅，务必使太子通识儒学。师丹乃一代《诗》学大家，为匡衡高足，故可知哀帝一定兼习《齐诗》。

整个西汉一朝，《诗》的地位非常崇高，远胜诸经。官方文件引《诗》亦最多。整个皇朝核心阶层的价值取向，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整个社会的时尚和学习。

什么是“独尊儒术”？今天，我们都知道这句话，但是对于西汉王朝从帝王到平民百姓对儒家文化的热情追捧中，我们时隔两千年，依然能够感受到一种澎湃的生命力的搏动，能够清晰地听到汉家在人类文明初生的时代自觉选择儒家文化，并身体力行，从而缔造了一个伟大光辉的时代，其中，社会各阶层对儒家经典的学习所起到的作用绝对是第一位的。

独尊儒术，并非我们想想的那样，最高权力机构以此来要求百姓和官员向儒，自己不学无术，而是采用“其身正，不令而行”的模式，从皇家开始，上下习儒，君臣习儒，男女习儒，代代习儒，以身作则，也只有这样，才能在全国掀起忠孝仁义的思想文化狂飙！

这一点，正是目前中国思考“文化安全”“文化自信”、推行“文化软实力”工作中值得我们借鉴的。

身为中国人，可以断定，放弃对于《诗》《书》《礼》《乐》《易》《春秋》的学习，是盲瞽之行，是妾妇之道，绝对不能返本开新，证悟真理，绝对建设不好自己的祖国。

身为中国人，不仅是国家的治理者，即便如我们凡夫俗子，无权无位，最好能黾勉精进，积淀一定程度、无愧于祖宗的人文修养，能具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必不可少的知识和智慧的储备，能对“天命”、“圣人”有明确的敬畏，不偏不党，光明正大，勤学审问，明辨笃行。

二十一世纪了，我们那难道还不如两千多年前的古人，还不如我们被五四以后教育所误以为的“脑满肠肥的封建统治阶级”对于文化的重视？

在信息、交通、出版、办学……如此发达的今天，我们求学问道有这么好的条件，难道还不能继往开来，再造一个厚重、文明、先进的中华？

还是再回到《诗经》。中华民族高度的礼乐文明修养，那种孔子所说的“温柔敦厚”“哀而不伤、乐而不淫”的中正和风刺，极大地促进了仁政治国、胸怀天下的视野，有力地彰显了这个民族原生的、质朴厚重的人文经验。遥望遥远的地平线，回到世界史的朝阳缓缓升起的时候，我们，这群久已淡漠而迷茫的后生，怎能不感受到那种寒夜过后的温暖，那种漫天霞光中对于未来的希望，怎能不吟诵起那一缕挥之不去、母腹之中就浅吟低唱的乡愁……
                                                                                              

 

 

                                                                                                           ——作者：施文忠

                                                                                                               写于《诗经》课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