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心自有光明月——王阳明的生平事功与思想学说简介
　　吴光
　　八、王阳明的思想学说
　　王阳明一生文治武功俱称于世，而对儒学的理论贡献尤其卓著。其学远承孟子，近继象山，而自成一家，影响超越明代而及于后世，风靡一时而传播中外。下文谨对阳明学的理论结构、根本精神以及阳明学的当代意义作一概述。
　　（一）阳明学的理论结构
　　什么是阳明学？我个人的理解是：所谓阳明学，就是形成于明代中叶，由王阳明所奠定、其弟子后学所传承发展，而兴盛于明代末叶、转型于明清之际、开新于近现代的良知之学。这个良知之学，以良知为德性本体，以致良知为修养方法，以知行合一为实践工夫，以经世致用为为学目的，是富有人文精神的道德理想主义哲学。它和陆九渊心学乃至孟子心性之学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它是良知学。我们可以把阳明心学定义为阳明良知学。
　　阳明良知学的理论结构由三大部分组成：
　　一是良知本体论。孟子心学可以说是“仁心”本体论，但他是从孔子那里继承而来的，叫仁学。孟子引用孔子之言说：“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孟子·离娄上》）又说：“仁义礼智根于心。”（《孟子·尽心上》）到了陆九渊心学是理学之“心即理”派，是“心”本体论。阳明心学则是“良知”本体论。王阳明的“良知”本体论主要有两层含义：第一，“良知”既是主观的，又是客观的，是统一主观与客观的认识主体。如他所说：“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 “良知是天理之昭明灵觉处，故良知即是天理。”第二，“良知”既是“知是知非”的“知识心”，又是“知善知恶”的“道德心”，但主要是指道德心。如他所说：“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个好恶。只好恶就尽了是非，只是非就尽了万事万变。”同上。“良知只是一个天理自然明觉发见处，只是一个真诚恻怛，便是他本体。故致此良知之真诚恻怛，以事亲便是孝……以从兄便是弟……以事君便是忠：只是一个良知，一个真诚恻怛。”这里所谓“是非”、“好恶”、“真诚”、“恻怛”也即孟子的“四端”之心，在根本上是一个“仁心”（道德心），这“仁心”便是“良知”，这“良知”便是“天理”。
　　二是致良知的方法论。他对《大学》的“致知在格物”一语，作了与朱熹很不相同的解释。他说：
　　若鄙人所谓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
　　又如王阳明送给门人的几首《咏良知》诗所表达的：“个个人心有仲尼，自将闻见苦遮迷。而今指与真头面，只是良知更莫疑。”“人人自有定盘针，万化根源总在心。却笑从前颠倒见，枝枝叶叶外头寻。”诸如此类，生动地概括了王阳明哲学的本体论和致良知的方法论思想。如果我们将其中“万化根源总在心”一句改为“万化根源在良知”，也许更能揭示阳明心学的本质特色吧！
　　三是知行合一的工夫论。他说：
　　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圣学只一个工夫，知行不可分作两事。
　　今人学问，只因知行分作两件，故有一念发动，虽是不善，然却未尝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须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
　　概括地说，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有三个要点：第一，知行只是一个工夫，不能割裂。而所谓“工夫”，就是认知与实践的过程。第二，知行关系是辩证的统一：知是行的出发点，是指导行的，而真正的“知”不但能“行”，而且是已在“行”了；行是知的归宿，是实现知的，而真切笃实的“行”已自有明觉精察的“知”在起作用了。第三，知行工夫中“行”的根本目的，只是要彻底克服那“不善的念”而达于至善，这实质上是个道德修养与实践的过程。就本质而言，王阳明所说的“知”只是“吾心之良知”，或曰“吾心良知之天理”，其所谓“行”只是“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的道德实践。最后一个是关于阳明“四句教”的问题。这引起了弟子后学的许多纷争。刘宗周和黄宗羲对四句教提出了一些批评。也有不少人认为，四句教反映了王阳明思想的成熟。我觉得四句教应该说是王阳明的精神所在，是王阳明对致知与格物、本体与工夫关系的疏解。
　　（二）阳明学的根本精神
　　阳明学的根本精神到底在哪里？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我认为，明代理学的精神在阳明，而阳明的根本精神在“良知”。这个“良知”精神表现在如下四点：
　　第一是道德理想主义。前述王阳明诗中所说“个个人心有仲尼，自将闻见苦遮迷。而今指与真头面，只是良知更莫疑”、“问君何事日憧憧？烦恼场中错用功。莫道圣门无口诀，良知二字是参同”、“人人自有定盘针，万化根源总在心。却笑从前颠倒见，枝枝叶叶外头寻”。这些都是概括王阳明道德理想主义根本精神的话语。所以“良知”是心之本体，是进入圣门的秘诀，是知是知非的知识心，又是知善知恶的道德心。这正是阳明学的道德理想主义精神。
　　第二是人文精神。阳明学的人文精神表现在哪里？我觉得主要表现在王阳明对《大学古本》的修订。因为朱熹《四书集注》中的《大学》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王阳明就根据《大学古本》把“在新民”改为“在亲民”。这个“亲民”就像孟子所说的“亲亲而仁民”，亲之即仁之，就是孔子所说的“安百姓”。这么一种重民生的精神，集中反映了王阳明的人文精神。这种精神也贯彻在他的儒学实践中。古往今来，王阳明确实是一个“真三不朽”的大儒。孔子主要是讲学，他的学说统治者不接受，他也无从发挥。朱熹也是以讲学为主，一旦实践人家把他当作伪学。王阳明文治武功，社会实践显著。比如说，平定宁王朱宸濠之叛，平定少数民族之乱。王阳明平乱之后，他向朝廷申请，在江西、福建设几个县。贵州龙场是蛮荒之地，王阳明去那里办教育，所以当今贵州学人一直在大力弘扬王阳明的丰功伟绩。
　　第三是和而不同的精神。王阳明虽然与朱陆有差异，他也想折衷朱陆，会通佛老。他吸收了道教和佛教不少东西。我曾经在陈鼓应先生主编的《道家文化研究》上发表一篇文章，探讨王阳明与道家文化的关系。也有学者研究王畿，说其“四无”说很大程度上受了道家的影响。我觉得很有道理。尽管王阳明折衷朱陆、会通佛老受到很多人的批评，但我觉得这种折衷会通的精神却是应当发扬的。它实质上是一种“和而不同”、“多元和谐”的精神。
　　第四是力行实践的精神。王阳明提倡“知行合一”、“致良知”，也可把“致良知”概括为“行良知”，因为王阳明说“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圣学只一个工夫”。黄宗羲对这种力行实践的精神解说得更明确，说“致良知”的“致字即是行字”。温家宝总理在2005年3月写了一封关于黄宗羲思想的信，信中写道：“我喜欢读黄宗羲的著作，因为这位学问家的许多思想具有朴素的科学性和民主性，身为天下人，当思天下事。而天下之大事，莫过于万民之忧乐。我应谨记这些道理并身体力行。”这是一种亲民的精神，力行的精神，值得我们大力发扬。
　　（三）阳明学的当代意义
　　我们可以从阳明学的根本精神体会其当代意义：
　　第一，阳明学确立以道德良知为核心的道德理想主义，对于救治当今社会道德滑坡、唯利是图、物欲横流的非人性化弊端无疑是一剂对症良药。现在很多人都开始认识到王阳明致良知的现代意义，重新加以解说。有人批评中国是重商主义，我看多少有点道理。比如，某些地方政府无限量发放汽车和发展房地产业，作为他们的政绩，而不顾造成严重环境污染、交通堵塞的后果。政府官员们却视而不见或麻木不仁，一味地追求高速发展。这就是重商主义的表现。还有就是以GDP作为衡量我们发展的唯一标准，而不顾环境污染与生态失衡的弊端丛生，这也是重商主义的表现。如果说，在80年代中国落后的情况下“发展是硬道理”是正确口号，那么在今天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情况下，就应该强调“适度的可持续性发展才是硬道理”了。其实当前社会发展的更重要问题是要重视人文素质的提高。我们现在要多提倡一点“含文量”，而不是含金量，因为一提含金量就是GDP多高。GDP不是不要，但更要注重人文素质的提高。重商主义冲击自然经济，是进步的。可是在现代社会而言，可能就会产生很多弊病。因此我们对重商主义要辩证全面地看，在一定条件下要抵制重商主义。我们要提倡有节制地适度发展，提倡“多元和谐”发展观，提倡“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要树立正确的义利观与发展观。尤其是当今人欲横流、良知被障蔽的社会现状下，作为弘道之士，更有责任去彰显人人自具的良知，启发人们的道德自觉，以求澄清吏治，净化风俗。
　　第二，阳明学提倡“亲民”、重视民生的思想主张，在当下尤其显得重要。我曾经接受香港《亚洲周刊》一位记者关于温家宝总理论黄宗羲思想的一封信的访问，我请他把标题定为“中国现代民主的建设——从民本走向民主”。后来我策划了“黄宗羲民本思想国际研讨会”，我主编的论文集题目也是《从民本走向民主》。我们应当承认，民主是普世价值。儒学的传统历来强调以民为本，从民本走向民主是很自然的，也是必然的。王阳明“心外无理”、“致良知”和“知行合一”论高扬主体性，启发了明清之际以黄宗羲为代表的民主启蒙思潮。黄宗羲的“君为民害”论和“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思想命题既批判了两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的危害性，同时确立了“民为主宰（主体），君为客卿（客体）”的民主启蒙思想。我们这个时代实际上还处在后启蒙时代，需要强调人性解放与思想解放，需要高扬人民的主体作用，中国特色的民主道路就是从民本走向民主的道路。毫无疑问，王阳明、黄宗羲的“亲民”、“民主”思想对于现代中国走向仁政爱民、发展民主的政治改革也是有借鉴作用的。我在当代儒学创新问题上提出了新体新用的“民主仁学”论，主张建立“以民主仁爱为体，礼法科技为用”的新体用论，其思想的源头之一就是从孔孟的仁学仁政、王阳明的“致良知”、黄宗羲的“行良知”和“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思想继承而来的。
　　第三，阳明学折衷朱陆、会通佛老的和而不同精神，体现了一种多元和谐的文化取向，为全球化时代的多元文化交流、沟通提供了历史的借鉴。现在我们学术界比较活跃，有主张全盘西化，引进自由主义的学说；也有主张全盘东化的，认为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是东方文化的世纪。我是既反对“全盘西化”论的自由主义主张，也反对“中国世纪”论的民粹主义主张的。我们不要人家压倒我们，为什么我们要压倒人家呢？我们求得一个多元和谐就可以了。西方文化有几千年的历史，我们东方文化和它交流，沟通互补，共存并进，不是很好吗？我提出“多元和谐”文化观，也是从孔子的“和而不同”、王阳明的“折衷朱陆、会通佛老”的思想方法受到启示的。
　　第四，阳明学知行合一、力行实践的精神为我们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改革开放的既定国策，不断开创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提供了一种科学务实的思维方法和精神动力。现在我们有些官员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知”与“行”完全脱节，其结果是失去民众信任，怨声载道。在这种情况下，尤其有必要提倡“行良知”、提倡“知行合一”，以提升干部队伍的道德人文素质。
　　总之，我认为，阳明学并不是僵死的学问，而是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实践意义的鲜活文化。我们应当深入发掘并加以发扬光大。
　　当此《王阳明全集》简体字本出版之际，本人作为《全集》的主编者，谨依据《全集》所载钱德洪编《阳明先生年谱》，参考本书编校者之一的董平先生所撰《王阳明的生活世界》等著作资料对王阳明生平事迹的介绍，并概括本人对王阳明与阳明学研究的浅见，尽可能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来阐述王阳明的生平事迹、思想主旨以及阳明学的根本精神，庶几有助于读者深入了解王阳明的事功思想于万一，作为今日文化建设的借鉴。